南宋定都临安，台州落得个“辅郡”的头衔。

辅郡，意思是国都附近的州、郡。台州地处浙东边陲，自古远离政治中心，唯独在南宋，与临安相隔不过数百里。受到都城的辐照，台州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空前发展，达到了传统社会的巅峰。无怪乎，陈耆卿在《嘉定赤城志》开篇序言中自豪地说：“台为名邦，且称辅郡。”

所谓名邦，有名山与名士的加持。名山，有天台山与韦羌山，前者是唐代诗人游浙东的目的地、佛教天台宗的祖山；后者据说是李白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中，天姥山的原型地。名士，有紫阳真人张伯端与济公和尚，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台州人。

而更多的名士，是侨寓的“中原衣冠”。南宋初年，一批士大夫移居台州、终老台州，并留下了诸多动人的诗篇。

建炎四年（1130）四月，一代名相吕颐浩被罢去宰相职务，寓居临海。四个月前的正月初二，吕颐浩曾随宋高宗乘船进入台州湾，在椒江边的金鳌山短暂驻跸。兴许在那时候，他便觉得这是个可以安身的好地方。

吕颐浩

绍兴三年（1133），吕颐浩二度罢相，回到台州，在州城东郊筑起退老堂，作为退休后的居所。“退老”，取杜甫“穷老真无事，江山已定居”之意。吕颐浩对此很满意，还赋诗云：“丹丘无限好山川，叠翠峰峦插暝烟。郊外幽居三岁换，天边明月几回圆。野堂半隐慵欹枕，健笔题诗思涌泉。小圃剩开桃李径，飞觞同醉待来年。”一副既来之，则安之的心态。

绍兴九年（1139），吕颐浩过世，终年68岁，葬于临海县西北三十里褒忠显绩院左（今临海市永丰镇白毛村景福寺左侧）。

吕颐浩去世这年，翰林学士綦崇礼向皇帝提交辞呈，也来到台州定居。吕綦二人是山东老乡，吕是齐州（今山东济南）人，綦是潍州北海县（今山东潍坊）人。綦崇礼虽是文官，却是个磊落豪迈的汉子。他通晓音律，常常慷慨长歌一曲，为官也清正，因此被奸相秦桧所不容。

退居台州后，綦崇礼将一生写就的诗文、奏章，编著成《北海集》。令人惋惜的是，该文集已失传，后人所见到他的诗歌，是明代编《永乐大典》时保留下来的。其中一首《题天台山石桥庵院》，可见其文采：“林麓阴森径屈盘，渐惊危步入重峦。地分宝刹临空翠，天设飞梁跨激湍。雾暗云蒸山气肃，雪翻雷辊水声寒。我来不作多求想，试出神光变现看。”

清代撰修《四库全书》时，从《永乐大典》辑出綦崇礼诗文三十六卷、《兵筹类要》十卷，并附录历官除授诰词及祭、序等文三卷，收入《四库全书》，这便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四库本《北海集》。

绍兴十二年（1142），綦崇礼卒于临海，葬在县南二十里的东山。州城内有一条綦内翰巷，因其故居而得名。

同时期侨寓台州的高官，还有陈与义、范宗尹、谢克家、贺允中、钱端礼等。

陈与义，河南洛阳人，官至参知政事，是南宋初年的杰出诗人，建炎年间来到台州。有一首《自黄岩县舟行入台州》：“宴坐峰前冲雨急，黄岩县里借舟迟。百年痴黠不相补，万事悲欢岂可期。莽莽沧波兼宿雾，纷纷白鹭落山陂。只应江海凄凉地，欠我临风一赋诗。”

范宗尹，湖北襄阳人，中国历史上较年轻的宰相之一，30岁即代吕颐浩为相。《宋史》称，“近世宰相年少，未有如宗尹者”。绍兴六年（1136），他退居临海，当年就去世了，年仅36岁，葬在县东四十五里的报恩衍庆院侧（今临海市东塍镇）。他曾游临海龙华寺，赋诗一首：“晓出城东路，寻僧聊避喧。宿云开岭岫，晚稻没川原。村暗桑枝合，林红柿子繁。日斜僮仆困，共喜到山门。”

谢克家，河南上蔡人，建炎二年（1127）任台州知州，次年被召回朝廷，后官至参知政事，家眷则寓居台州。绍兴四年（1134），谢克家卒于衢州，子孙将他葬在黄岩灵石山。他的儿子谢伋，官至太常少卿，退休后，也隐居在黄岩灵石，还开辟药园，自号“药寮居士”，一边种植药材，一边做学问。绍兴二十一年（1151），21岁的朱熹到灵石山拜访谢伋，写下《题谢少卿药园》二首，第一首写道：“谢公种药地，窈窕青山阿。青山固不群，花药亦婆娑。一掇召冲气，三掇散沈疴。先生澹无事，端居味天和。老木百年姿，对立方嵯峨。持此供日夕，不乐复如何。”

贺允中，蔡州汝阳（今河南汝南）人，官至枢密使兼参知政事，为官清介刚直。退休后，他先隐居天台山万年寺旁，后到州城临海。在《喜容赞》中，他写道：“巾山之阳，佛宫与邻。有老人焉，鸥不乱群。”过世后，葬于天台县东四十五里的资福院。

钱端礼，吴越王钱弘俶六世孙，宋仁宗第十女秦鲁国大长公主之孙，真正的皇亲国戚。靖康之变后，他随祖母、父亲钱忱一起到台州，钱氏一族自此在台州开枝散叶。南渡时，钱氏带来了一些宝物，像钱王铁券，今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；钱氏“东涧”铭龙首衔环铜瓶，当年是公主的陪嫁物，现藏于临海市博物馆。钱端礼官至参知政事兼权知枢密院事，他的孙子钱象祖，嘉定元年（1208）为左丞相。钱氏在天台山护国寺有家族墓地，从公主驸马钱景臻、荣国公钱忱、钱端礼、郑国公钱筜、钱象祖，凡五代人聚葬于此。

钱氏“东涧”铭龙首衔环铜瓶

这些“宰辅”，为何青睐于台州？

从地理上看，台州是“一郡连山，围在海外”的“另一乾坤”（王士性《广志绎》），相比于杭嘉湖平原，更有一种天然的“安全感”。在宋金对峙的南宋早期，这种安全感显得尤为重要。

从交通上看，台州距离国都不远，无论走陆路还是走水路，几日便抵达。官员退休后，大隐隐于市，不干涉朝政，又可以让皇帝偶尔想起。这对深谙官场之道的宰辅们而言，是种若即若离、可进可退的“政治智慧”。

从人文上看，台州为佛宗道源，山海雄奇，对于笃信佛教或道教的士大夫们而言，不啻为一个精神的归宿地。南宋以来，台州“风雅日奏熏郁涵浸，遂为文物之邦”（陈耆卿《嘉定赤城志》）。

民国《台州府志》列入《寓贤》的有167人，而南宋时期的就有63人，占到三分之一以上，可见当时侨寓人物之盛，也间接表明，宋代的台州是个开放、包容的社会。

参考文献：《宋史》/脱脱、《浙江文史记忆·台州卷》/卢如平

编辑：吴世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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