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到温岭方山，我们能见到仿明代风格重新建制的方岩书院，而书院的前身，隐匿在当地的一个小山村中。

方岩书院的故事，要从桃溪的谢氏家族说起。

桃溪，既是溪名，也是地名。桃溪自方岩（今方山）缓缓流淌而出，滋养了一方水土。而方岩，既是王羲之笔下“绝巘壁立如城”之地，也是钟灵毓秀的“邑之镇山”，以方岩为名的书院，更添了几分山水灵性。

初创书院

方岩书院，因明代文学家谢铎讲学而闻名。

谢铎（1435—1510），字鸣治，号方山，又号方石，天顺八年（1464）进士，官至礼部右侍郎，管祭酒事，卒赠礼部尚书，谥文肃，是茶陵诗派重要代表诗人。

明宣德十年（1435），谢铎出生于黄岩县方岩乡三十都（今温岭市大溪镇方山村）。

谢铎自幼好学，据谢氏宗谱记载，他7岁时就进入族人开办的祠堂读书，以叔父谢省、谢绩为师，“年十四，叔父授以《四子书》《毛诗》，辄通大义”。

谢省是明景泰五年（1454）进士，为官勤勉清廉。他常以“为官犹以不称职而自愧”，多次请辞，于成化九年（1473）获准致仕返乡。谢省乡居期间，致力兴办家学，与谢宗胤（谢铎父亲）、谢绩一道，于成化十三年（1477）建成会缌庵，用于奉祀先祖和为谢家子弟及邻家少年讲学。谢绩是谢省之弟，诗文造诣颇深。谢省出仕后，谢铎由他教导。

谢省、谢绩对谢铎影响深远，谢铎对他们也“师事终身”。

谢铎中进士后，出仕翰林院，诗文、政论广泛流传，返乡讲学时，“从游者众”。而会缌庵内形制局促，慕名前来求学之人渐多，难以容纳，于是谢铎商请谢省，扩建会缌庵。

于是，谢氏家族在“（太平）县西北三十里，方岩山北”筹建方岩书院，“以为子孙百世讲学之地”，从成化二十三年（1487）动工，到弘治二年（1489）建成。

扩建方岩书院是项浩大的工程，“为堂四楹，左右为相观、恐闻二斋，以居学徒。置田三十亩，以资教事”。书院原址附近还建有采藻亭、望海亭、仰高亭三亭，竹林池、采藻池、濯缨池三池，桃溪书屋、方石山房等皆在其中。

建设书院过程中，谢氏家族耗尽心力，期间还遇好事者从中作梗，诬称谢铎为建书院而“占寺田，不肯纳米”。为此，谢铎致信时任台州知府陈相，“名下若有一毫寺田，则己所有田地皆当入官”。

由此见得，方岩书院的建立，是一场关乎天时、地利与人和的多方博弈。

进退之间

谢铎的一生中，三次出仕在朝为官，三次离职返乡家居，而创办书院的历程，贯穿在这“三进三辞”之中。

三次出仕，一在翰林院，二任南京国子监祭酒，三任礼部右侍郎，管祭酒事。

首次返乡，从成化十六年（1480）到弘治元年（1488），达八年之久。

成化十六年（1480）五月，谢铎的父亲亡故，六月，奔丧途中又闻母亲突然病故。谢铎悲痛欲绝，居丧两年间“心神耗乱，气血摧毁，几不能生”。

成化十八年（1482）闰八月，谢铎服丧期满，例该起复，但谢病家居。同年十一月，谢铎长子兴仁亡故。

遭受丧子之痛的他，索性辞官，在家闭门读书，闲暇时则与谢省登眺方岩之上，或执教于会缌庵，指导族人读书。期间，谢铎创作了大量诗文，如代表作《缌山杂咏五十首》。

弘治元年（1488），时年53岁的谢铎虽栖居乡里数年，仍关心民情，怀忧国事，于是应召回朝，以原官翰林院侍讲续修《宪宗实录》。

谢铎在翰林院的时间最久，在此期间，与李东阳等人交谊甚深，诗歌唱和，文章应答，茶陵诗派应运而生。

弘治三年（1490），谢铎擢任南京国子监祭酒。上任后，他提出“择师儒以重教化之职，慎科贡以清教化之源，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，广载籍以永教化之基，复会馔以严教化之地，均拨历以拯教化之弊”的教育主张，尤其是“慎择师”，称“师道立则善人多，善人多则天下治，是师儒之职诚不可以不重”。

遗憾的是，谢铎的提议未被朝廷采纳。他在“正祀典”改革中又与傅瀚意见相左，改革抱负无法施展，加上弘治二年（1489）六月妻孔氏亡故、弘治四年（1491）三月次子兴义亡故，让他决意辞官，致仕还乡，此次“家居将十年”，这便是谢铎的第二次返乡。

“先祀无托”固然是“乞致仕”的重要原因，然而作为理学家的谢铎，最关键的辞职原因恐怕还是“正祀典”中“进杨时，黜吴澄”的提议受挫，与他“风教所关，不可不正”的观念相违背。

另一个促使谢铎致仕的原因，是方岩书院的建立。谢铎第一次谢病居家时，就着手将会缌庵改建为方岩书院，书院既已建成，自己在朝诸事不顺，不如归去，专心办书院。

此后近十年间，谢铎在方岩书院讲学，“读书求志，日不少懈”。弘治六年（1493）十二月，谢省亡故。主持方岩书院日常事务兼讲学的重任，全部落在谢铎身上。谢铎深感责任重大，对方岩书院更是尽心尽力。

在《缌山伤感十咏·方岩书院》一诗中，谢铎对书院的殷殷之情溢于言表：“乡祠故有尊，吾院敢言尔。生作方岩师，死作方岩主！”

其一《会缌庵》云：“服缌强登山，泪湿缌如雨。庵空瓦砾初，谁辟兹山土。”

其九《方岩书院门》云：“登登方岩山，入门此其始。往辙今杳茫，迷途竟谁指。”

这些流传下来的诗文，既有慎终追远之怀，又有乡党教化表率之意。

方岩书院在当地愈加闻名，追随谢铎的“从游者”从“乡族之秀”发展为“邑之俊秀”，而谢铎亦是不遗余力，倾囊相授。

他曾教过“浙中王门”杰出代表黄绾，告诫他做学问“必有真实心地，刻苦工夫而后可”。黄绾虽后转事王阳明，但始终不改初志，以“穷师孔孟，达法伊周”为座右铭，可见谢铎对他“艮止说”思想的形成有着深远意义。

黄绾自幼刻苦好学，聪慧过人，嘉靖十八年（1539）任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，是阳明心学的杰出代表，也是谢铎的得意门生之一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黄绾的祖父黄孔昭，也与谢铎交情甚笃。早在景泰四年（1453），谢铎游学时，遇到了黄岩县洞黄（今温岭市城南镇照谷村）的县学生黄孔昭，两人“性介特，力学慕古，讲求经世务”，于是结成莫逆之交。

弘治十二年（1499）八月，谢铎升为礼部右侍郎，管祭酒事，扶病上任。弘治十三年（1500）四月，谢铎在两次上疏辞免未准、朝中多位好友相劝下起身入朝，不料途中又犯病，返乡休养数月，再辞官不准后，于同年十一月抵京。

改革步履维艰，加上期间多病衰弱，他再次“连疏乞致仕”，后于弘治十八年（1505）才被准许告病回家养疾。第三次返乡后，谢铎坚持在方岩书院执经讲诵，尽瘁乃已，于正德五年（1510）正月去世。

好友李东阳为他写碑铭：“维文肃公，矫矫风节。言论铿耸，行操孤洁。文必己任，教必身率。群疑众咻，莫我能訹。事有难继，弗我遑恤。力有余步，宁我无蹶。其所未竟，付诸造物。好德考终，生也无缺。乡贤有录，公自编帙。信史有笔，公所删述。公名孔彰，允继前哲。”

兴文重教

为推动书院发展和学术交流，谢铎对浙东各地书院也多有游历，如金华丽泽书院、温州云津书院，每至一处，或分享教学思想，或交友研文吟诗，在多地留下了他的足迹。

尤其是弘治十三年（1500）返京途中，他经温州的云津书院，题诗《云津书院次陈白沙韵》，对陈献章的哲学思想作出了精到的评价。

执教期间，谢铎积累了不少教学经验，也形成了明确的教育观念。如他在原“六事”主张上提出“正祀典以究明伦之实、重科贡以清入仕之途、革冗官以从京府之制、塞捷径以澄国学之源”的改革措施，表现出他一贯崇儒敦化、正本清源的教育思想和人文情怀。

谢铎亦潜心学术，曾四次参与大型史书编纂，也整理了一批理学著述，形成了“以理阐史、以史证理”的史学、理学思想。

早在成化十一年（1475）任翰林院编修时，谢铎就将《赤城志》阁本与后来陆续搜得的文献互相校订，历时十年完成《赤城新志》。为此，他曾感慨道：“吾台千数百年之文献，于是乎不至于无征矣。”

居家期间，他与乡贤余秋崖、高南郭及好友黄孔昭等人一起接手《赤城论谏录》《赤城别录》《赤城集》《尊乡录》《逊志先生文集》等乡邦文献的整理事宜。

在此基础上，谢铎提出了他的台学源流观，并整理编纂了《伊洛渊源续录》《伊洛遗音》等多部著述，为后人整理形成《台学源流》著述奠定了坚实基础，从而促进了台学乃至宋明理学的研究，进一步为浙东学术史厘清前路。

谢铎一生著述丰赡，生前即对自己所作的诗文作品进行整理，并以其居所之地命名为《桃溪集》。桃溪孕育了一代名流，留下的诗文仍在被后世传颂。

书院今声

清末，谢氏族人集资重修了会缌庵的部分房屋，现在成为了隐藏在村中的一座祠堂，书院面貌已荡然无存。若不是谢氏后人带领，我们很难发现并相信，这就是方岩书院的原址所在。

此去经年，风雨剥蚀下的书院仅存庵之正室，其他均已荒废倾圮。陈诗曾在《重建会缌庵记》中写道：“先人缔造之苦心，与命名之精意，泯灭无存矣！”

后人为了继承先祖遗志，对书院进行了重建，称作“杜家堂”。原先在庵前的玉尺池上建有一座平远桥，如今也已不复存在，只剩下一块石板留在了杜家堂之中。

如今，来到坐落在方山景区的方岩书院新址，当年耕读传家的场景仿佛在眼前重现。

早在东晋时期，王羲之的《游四郡记》中就有关于方山“临海南界有方城山，绝巘壁立如城”的记载。相传他当年来到方山，刚好碰到大雨，就到峭斗洞里避雨。入洞内见有一潭清水，于是挥笔写就《游四郡记》，后在池中洗尽笔墨，后人称该池为“右军洗墨池”。

成化十六年（1480），谢省、谢铎等二十余名士，曾立梯攀崖，登方山顶，酌酒唱和，传为佳话。

如今，坐落在峭斗洞一侧的方岩书院，为纪念温岭“三圣贤”王居安、谢铎、赵大佑，于2005年建成。书院采用明代书院的结构布局，内设美丽家园馆、东瓯古国馆、大溪圣贤馆等，展现了当地名士的生平事迹与教育思想，崇文重教、清廉传家的精神也流传至今。

参考文献：林家骊《谢铎及茶陵诗派》，谢铎撰、林家骊点校《谢铎集》，温岭市档案局（馆）编、吴小谦撰《温岭乡贤传略》

方岩书院是明代台州影响最大的一座书院。

书院坐落在方岩北麓。方岩即方山，又称方城山、王城山，位于温岭与乐清交界处，旧称杜山，也称缌山，号称“台雁东南第一山”。

方岩书院之所以名声远扬，主要是因为谢铎的关系。谢铎“素以古人自期”，立身刚正，直谏敢言，时人黄绾在祭谢铎文中称：“先生有德斯峻，有功斯硕……世以进取，而先生林壑以自拔；世以媕婀，而先生方介以自励；世以污浊，而先生玉雪以自洁。天日一心，始终大节……方岩峩峩，桃溪濊濊，千古伤心，一恸奚怛！”时人誉为“天下第一流人物”，无怪乎在他请辞国子监祭酒时，“六馆诸生以乞留先生者无虑千人”。缘于谢铎的地位与立身，当时的文坛领袖李东阳与之成为莫逆之交。当谢铎获悉方岩书院建成，身居都门的他旋即作诗寄意，继而同僚巨宦李东阳等一时皆为和诗，寻结成集，由翰林待诏潘辰为之作序。李东阳复亲撰《方岩书院记》，记中谓：“方岩之教殆自是行矣！使被先生之化者遡厥教源，兹院之名将不朽，公虽退处林壑，亦岂不隐然为天下重哉！”此外，还有不少文人士大夫或作文、或赋诗，前后述咏过与方岩书院相关的文字，至今仍广传于世的有：曾任南大理寺评事夏鍭的《缌山记》，宝庆知府谢省的《登方岩记》，以及太常寺卿陈音作序的《会缌庵诗》，历官至礼部尚书傅瀚为序的《三亭杂咏》，等等。声闻之广布，影响之久远，是其它书院所无法比肩的。

在我脑海里，台州这么多书院能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，当然也首推方岩书院。

方岩书院的构建，初时由谢铎一手规划。后来，谢铎虽在尚未告竣的情形下赴京任职，但书院的布局一遵其意：院中有堂四楹，为聚学之所；有相观、恐闻二斋，乃学子起居之室；又有桃溪书屋，广蓄典籍以资用；此外，营建者还专门建造了方石书屋，留为方石（谢铎号）先生读书著述之所，用我们现在的话说，这是谢铎专用的“名家工作室”。谢铎休隐家居期间，几乎都在这方石山房中度过，讲学之余，孜孜学问，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著述。据统计，其生平所著“书共三十五部三百余卷，除复重同撰不计外，得书二十部二百六十九卷”。

于我而言，平日使用频率极高的四种文献——《嘉定赤城志》《赤城集》《赤城新志》《赤城后集》，都与谢铎有关，自然也都与方岩书院有关。

《赤城新志》是谢铎所纂的一部赓续宋陈耆卿《嘉定赤城志》的重要文献，是应台州知府陈相之请而作。他在书后的跋中写道：“初，六县各以其志来上，无虑百数十卷，诸家又以其文与诗来者数实倍之，而其势未已，堆案山积，衰病之余，茫无下手，太守公乃命布衣余秋厓德、高南郭纨检阅参校，以相其役，遂开局于方岩书院。凡再历寒暑，而功始告成焉。”《赤城后集》则是续编宋林表民的《赤城集》。谢铎在编《赤城新志》的同时，即着手《赤城后集》的编纂，“是集凡以备志之缺而已，故但取其事之核，而不尽求其文之工。文亦以类聚，而不以世次，或志略而此详，或志无而此有，读者惟随志之世次而考之，庶有以见其实云。弘治丁巳（1497）秋九月朔旦，郡人谢铎识于方岩书院”。

《嘉定赤城志》与《赤城集》虽然不是谢铎直接纂辑，但它们能传世至今，谢铎也有不朽之功。《赤城志》是现存最早的“台州府志”，是我国历史上的名志之一，至谢铎时民间已很难见到，他在京师时“得是志于秘阁，亟手录以出”。谢铎在《书赤城志后》记云：“盖是志作于宋嘉定中，至是几三百年，其藏之民间者已鲜克见，念欲因此阁本特存其旧以广其传，未能也。去年秋，太守陈公相以郡志属予重修，因访得东门周氏本，未几拙讷叶先生之孙定中亦以其家所藏来告，盖皆嘉定刻本也。故今只取阁本参二家而较之……因得彼此互订以从其是。太守公遂取而重刻之，与新志并行，于是一郡之因革颠末，皆可考而见也。”如果不是谢铎从秘阁录出，并对这三种存世之本加以校勘并交台州知府一并刊印，那么我们今天恐再也无法看到陈耆卿的《嘉定赤城志》了。宋林表民所纂之《赤城集》则乃专收唐至宋的序、记、碑、铭等“有关于台之事”之第一手历史文献，此书民间早已不可得见，亦由谢铎从秘阁中录出，且与上述三种一并刊印斯得广传于世。

毫无疑问，凡喜欢和爱好台州地方史研究的人对这四种著述都不会陌生。我坚信，他们和我一样，都对谢铎埋首桑梓文献所作出的贡献心怀敬意，方岩书院的名字也会深深印入许多台州人的脑海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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