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宋乾道年间（1165—1173），仙居皤滩，一位叫方斫的当地名士有了办学的念头。

前有鼎山叠翠，后有溪水萦回，东有鉴湖烟柳，西可登临道渊山——这处位于今皤滩乡山下村与板桥村的交界之地，钟灵毓秀，十分契合书院的清幽气质。方斫在这里建起的鼎山堂，便是赫赫有名的桐江书院的前身。

“桐江”之名何来？

这得从晚唐诗人方干说起。

诗人

方干，字雄飞，《唐诗选》中说他是个“一生声名颇盛而功名不就的诗人”。

元代辛文房编写的《唐才子传》这样描述他：“幼有清才，散拙无营务。大中中，举进士不第，隐居镜湖中……”意思是说，方干这个人蛮有才华，但一直散淡粗疏没做成什么事。唐宣宗大中年间，他参加进士科考没有考中，后来就去镜湖隐居了。这里说的镜湖，也称鉴湖，是由东汉水利专家马臻在会稽（今浙江绍兴）任太守时创建的蓄水灌溉工程。

“幼有清才”的方干，一直到去世也没能真正踏入仕途，终身布衣。究其原因，他的样貌大概要负很大责任。

方干有一个外号叫“缺唇先生”，《唐才子传》中说他“干貌陋兔缺，性喜凌侮”。之所以“兔缺”，有说是他小时候与大人对诗时偶得妙句，兴奋之余跌落台阶摔破的；也有说是他聚精会神推敲诗句时踩空摔倒咬破的。

唐文宗太和年间，方干带着自己的得意诗作去拜会当时的钱塘刺史、诗坛大佬姚合，姚合看了他一眼，就不想再搭理他了。在当时的诗坛，姚合的名气很大，与贾岛并称为“姚贾”。但读了方干的诗作后，姚合“骇目变容”，大为惊叹，不但对方干“厚礼以待”，还与他一起游山玩水了好几日。

方干一直心怀凌云之志。在《别从兄郜》中，他写道“展翅开帆只待风”“愿取文章达圣聪”。可即便有姚合这样的大佬赏识，方干想步入仕途，却总是不太顺利。唐文宗开成（836—840）、唐武宗会昌（841—846）、唐宣宗大中（847—860）年间，他屡试不第。

直到唐懿宗咸通年间（860—874），方干举进士第。这次考试，他的成绩很好，但有人向皇帝奏报：方干虽然有才华，但科举之名不能给相貌缺唇的人，不然周边各族会以为中原没有人才了。

这是方干这辈子距离功名最近的一次。他愤懑无比，自知功名无望，索性归隐山林，后来还有了个“镜湖处士”的雅号。

方干有个朋友叫孙郃，仙居板桥人，是唐乾宁四年（897）的进士，也是皤滩历史上最早的进士。孙、方两人关系亲厚，在孙郃的盛情相邀下，方干云游到了板桥，见这里云絮绕山，溪流如画，茂林修竹，芳草幽兰，美得如仙境一般，十分欢喜，就带上全家老少来寓居了一段时间，“后世子孙遂家于此”。也因此，方干成了仙居板桥方氏大宗的首祖，台州、温州的方氏均由此发脉。

唐光启四年（888），方干在会稽逝世，被他的门生尊称为“玄英先生”，归葬于桐江——桐江，是富春江在桐庐县境段的别称。

孙郃还写了一首《哭玄英先生》，“官无一寸禄，名传千万里”，以缅怀方干。但讽刺的是，唐光化年间（898—900），方干被朝廷追赐进士出身，又被追封为左拾遗——这个官职的主要作用，是国家有遗事时（政策决策失误）拾而论之，是重要的谏官，白居易、杜甫都当过左拾遗。

背景

如果历史是一块幕布，那么在演绎桐江书院故事的舞台上，徐徐降下来的幕布是这样的——

960年，北宋在开封建都。

北宋仁宗庆历八年（1048），福建人陈襄来到仙居任县令。这位宋代的思想家、学者，在面对这片当时“民风朴野，罕知读书，民穷多变，监狱患满”的“朴陋之区”时，意识到了做出改变的必要。

北宋仁宗皇祐二年（1050），陈襄在当地始创学宫，扩建文庙，张贴文书要求乡民遣子弟入学，并礼聘学者讲授经史辞章，还亲自写下《劝学文》。“夫人之为善，莫善于读书为学，然后而知礼义孝悌之教……”全文数百字，通俗易懂，很快在民间流传开来。仙居百姓纷纷把孩子送来上学，县学，就这样办了起来。

那以后，仙居办学之风日盛，陈襄也被当地人尊为“仙居文教之祖”。

1127年，北宋灭亡，南宋建立。距离仙居两百多公里的杭州被升为临安府，成为南宋政权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

在仙居籍学者王董天看来，这对书院的创立起到了根本性的推动作用，“偏安的南宋政权无心北伐，大兴文治。书院这种办学方式分担了朝廷培养科举人才的责任，以其学术独立性，使新兴的理学得到广泛传播，也使这些知识界的领袖们在朝野上下获得尊重”。

南宋乾道年间（1165—1173），方斫建起了讲学之所。

方斫，字宗璞，号子木，是方干的第八代孙（亦有作九世孙）。在南宋初高宗、孝宗统治时期，“蔚为诸儒领袖，学者尊之，号曰韦溪先生”，是宋乾道八年（1172）特科进士，后来做了嘉州（今四川乐山）文学。

方斫颇有远见，一直致力于开拓科场宦业、培养学者儒士。他创立的书院，进一步推动了儒家思想在仙居的传播，并对浙东南一带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“桐江书院以民间学术机构的形式出现，促进了当地科举的成就，培养了众多的文人儒士。同时，以桐江书院为载体，方斫以其人格魅力和学术修养，吸引了南宋当时一流的学者，如朱熹、王十朋等人。”王董天说。

渊源

历史上，朱熹不止一次到过台州。

南宋乾道九年（1173），朱熹43岁时，在台州担任祠禄官。到了南宋淳熙九年（1182），朱熹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，同时兼主管台州崇道观，也就是现在的天台桐柏宫。

在任期间，朱熹的足迹遍布台州各县，当地的几个书院都留下了他的踪迹。

在置身于书院的清幽之境，看见道渊山、眠山、赤山三座小山鼎足而立时，他挥笔写下了“鼎山堂”。三个行书大字，书写在一块长210厘米、宽84厘米的匾额上，据说，在右下方的落款处原本有“朱熹”二字和书写的年月，后被毁。这块“鼎山堂”匾额几经辗转，现挂在重建的桐江书院的前殿檐下。

朱熹甚至把儿子送到这里来读书。清光绪年间的《板桥方氏宗谱》收录了一首据传为朱熹所作的送子入板桥桐江书院勉学诗：“当年韩愈送阿符，城南灯火秋凉初。我今送郎桐江上，柳条拂水春生鱼。汝若问儒风，云窗雪案深功夫。汝若问农事，晓烟春雨劳耕锄。阿爹望汝耀门闾，勉旃勉旃勤读书。”

桐江书院还承袭了朱熹为湖南岳麓书院制定的《朱子书院教条》为书院学规，具体内容有5个方面：一是像尧舜时代那样实行“五教”，即以“父子有亲、君臣有义、夫妇有别、长幼有序、朋友有信”为教学目标（教之目）；二是以“博学之、审问之、慎思之、明辨之、笃行之”的“五要”为教学的基本方法（学之序）；三是向学子们提出了日常修身治学和为人处世的三方面要求，即以“言忠信、行笃敬、惩忿窒欲、迁善改过”为“修身之要”；以“正其义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”为“处事之要”；以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”为“接物之要”。这对后世学子影响很大。

在《板桥方氏宗谱》的记载中，南宋著名政治家、诗人王十朋也与桐江书院颇有渊源。

王十朋（1112—1171），字龟龄，号梅溪，温州乐清人。南宋绍兴二十七年（1157），王十朋以宋高宗赵构御笔亲批“经学淹通，议论醇正，可作第一人”，登榜状元。

王十朋与方斫相识时，当地只有个方氏义塾，王十朋曾在此讲学。王、方二人相知相惜，感情渐厚，在得知方斫建成鼎山堂后，王十朋便亲笔写下“东南道学世家”“理学名宗”两块匾额，送至书院。

在这些大儒名士的参与下，书院名声鹊起，闻名遐迩，“四方之学士文人，负笈从游者尝踵相接”。为了解决远道而来求学者的生活费用，方斫在书院“旁置义田数十亩，以备四方来学膏火之费……”

“一方面，桐江书院分担了朝廷培养科举人才的责任，促进当地科举取得突出的成就；另一方面，书院以其学术的独立性，使新兴的理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。”王董天说，单就众多的门徒来看，桐江书院的确培养了相当多的人才，如淳熙二年（1175）进士黄宜、特科进士方刚，端平二年（1235）特科进士方一新，景定三年（1262）武科进士方初，咸淳元年（1265）武科进士方裕等。

变迁

时光翩跹，岁月倥偬。自宋朝至清朝，政权更迭，兵燹毁坏，桐江书院几次被毁又几度重建。

元代皇庆年间（1312—1313），桐江书院由方志道重建。

方志道，字成之，号兰亭，方斫为其先祖。这个人的生平事迹没有太多文字可以考证。可知的是，方志道也是一位儒士，重建桐江书院后，他便与先祖方干一样，纵情山水去了。

明代嘉靖三十二年（1553），桐江书院毁于倭患。到了清代乾隆辛亥年（1791），桐江书院原址上仍旧是一片废墟，当地一个农民在锄田时挖到过一片嘉靖年间的书院遗瓦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位叫张龙圻的诗人，留下了一首描写自己寻访桐江书院遗址的诗，名曰《鉴湖映月》：“满目玻璃夜静时，天心水面两相宜。菱花看向波中落，桂影才从镜里移。鹊结柳梢惊寒蝉，鱼潜萍毯畏垂丝。当年奇迹任人在，景仰先生百世师。”

清代同治九年（1870），在方干三十二世孙方作梅等后人的牵头下，桐江书院于原址上重建，历经三年而成，“为四合院式结构，主体建筑为前后两座讲堂，雕梁画栋，石柱圆形，粗壮雄伟，其上镌刻有歌颂先贤及书院的对联多副”。至此，倭患300多年后，桐江书院重新建起，绵延至今。

民国期间，书院曾被改为祠堂；1949年后，书院里办过山下小学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书院遭到破坏。朱熹手书的“鼎山堂”匾额被藏至湫山乡方宅村，王十朋手书的“东南道学世家”“理学名宗”两块匾额被毁，“柱上的对联或被凿空，或涂上了石灰才得以保存”。

近年来，为开发旅游，仙居县政府组织重修桐江书院，并于2022年9月30日开始试运营。

重建后的桐江书院景区占地150多亩，书院主体由正门、鼎山堂、大成殿及东西厢房构成，灰墙黑瓦，周边点缀着牌坊、状元桥、长廊、古戏台等景点。

走进景区，便看见一座石牌楼，为三间六柱石坊，高7.24米，牌楼横梁上写着“东南道学世家”，正是当年王十朋赠予方斫的字。而后踏上状元桥，桥也是为了纪念状元王十朋与桐江书院的渊源而建。

桐江书院前，两棵高大挺拔的苦槠树引人驻足，树冠如伞，蓊蓊郁郁，散发着呼之欲出的蓬勃朝气，据说为朱熹亲手所植。

书院大门，两侧的砖墙上分别刻着“文公访道地 殿元受业家”两联。这里的“文公”指的是朱熹，“殿元”则借指王十朋。

桐江书院内，一前一后分别是鼎山堂和大成殿。前殿檐下挂着朱熹亲笔的“鼎山堂”匾额，古旧斑驳；后殿塑着孔子像，一派儒学气象。廊宇内，课堂的墙上，挂着《书院学规》《书院课程》《桐江书院讲授规程暨自修学程》《书院编制》之类当时书院的规章制度。静待半晌，只觉得这满院的屋宇都浸润着清雅的书卷之气。

书院后方，汇聚来的永安溪水自成一潭，清湛如翠，名曰“鉴湖”，鉴湖水环绕书院，名曰“桐江”。

（本文参考了《皤滩千年》中的《桐江书院》、《仙居史话》《皤滩古镇》《仙居古贤录》《仙居历史文化丛论》）

临海市博物馆原馆长、文史专家 徐三见

徐三见

桐江书院是台州历史上较有影响的书院，也是仙居历史上特别有故事的一座书院。

桐江书院周边无江，之所以以桐江为名，是缘于唐代诗人方干。方干的籍贯记述不一，有称之为青溪（今浙江淳安）人的，有说是桐庐（今浙江桐庐）人的，又有说是新定（县治在淳安木连村一带）人的。当代两种最具代表性的工具书《辞海》与《辞源》，前者说是新定人，后者则谓桐庐人。以我的推断，新定人的可能性较大。称其为桐庐人，主要原因当是，方乃桐庐著名诗人章八元的过门女婿，长期寓居桐江白云源（今桐庐芦茨乡）。方干去世后，他的学生们在整理他的诗集时，即以《桐江集》名之。方干与仙居孙郃交好，曾一度来仙居做客，“爱其山水佳秀，挈家寓焉”。方虽没有在仙居终老，但他的子孙却在仙居开枝散叶，开启仙居方氏一脉。后来仙居方氏建造书院，便取桐江为名。

这里说一点题外话。由方干与孙郃的交往，联想到我们台州的唐代人文。据各种方志记载，台州在唐代出过两个进士，一是项斯，二便是孙郃，二者都是仙居人。另据雍正《浙江通志》及好几种《仙居县志》所载，唐代台州进士还有蒋允中、郏云，五代有吴全智（或作吴全志），樊蜚卿（或作樊腾蜚）、张文伏等，称他们都是仙居人。虽然尚难确定他们都中过进士，但多历官显宦。于此可见唐五代时期台州人物之盛，当非仙居莫属。

言归正传，桐江书院滥觞于宋之方斫，他的生平事迹旧志记述甚少，仅民国《台州府志》有百余字的传文，大略称其“以经学名，在绍兴间（1131—1162）为诸儒领袖，学者尊之曰韦溪先生”。他死之后，方氏家族为其建了祠堂，还请时人郑公鲤专门写了一篇《韦溪先生祠堂记》。记中誉其“潜心六经，卓然屹立于众醉独醒之中，遂为东南学者表正之师”，“心传道统，学为儒宗，群弟子接迹咸盛”。

在方斫诸多学子中，学有成就的有陈庸、张布、黄宜等。

陈庸，字时中，仙居人，比乃师早21年——绍兴二十一年（1151）中进士，历御史台主簿、常州知州、太府少卿、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、抚州知州、提点江西刑狱等，为官以廉洁著称，卒后朱熹特著挽诗以吊。

张布，字伯敷，临海人，乾道八年（1172）与乃师中同科进士，历任太学博士、枢密院编修、宗正丞、工部侍右郎官、秘书丞，终朝散大夫，著有《六经讲解》行世。

最出色的为天台黄宜。宜字达之，生有远器，笃学不倦，对于“典礼、名物、度数，掇取经传同异，不贯通不已”，深受方斫倚重，登淳熙二年（1175）进士，历官定海主簿、和州教授、长州知县、庆元通判、大理寺丞、处州知州、大理寺少卿、秘书少监兼国子司业、中书舍人、太子侍读、工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等职。为人简重端默，学务实践，立朝多有建白，不畏权势，刚正不阿，卒赠金紫光禄大夫，累赠少傅。撰著有诗集二十卷，《掖垣制草》二卷，《读书手抄》二卷，药书十卷。

方斫当时教学的地方称鼎山堂，直至元皇庆年间（1312—1313），其孙方志道才扩建成书院，易名为桐江。这在明谢铎的《赤城新志》及光绪《仙居县志》都有比较明晰的记述。

台州历史上书院甚多，能够保留至今的，已是凤毛麟角。而早至宋元时期建造的书院，仍以书院形态保留下来的，恐怕是独此一家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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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：王佳丽

审核：林   立

监制：于   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