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4年，林维横经历了人生中的重要转折。这年2月初，刚刚走马上任的台州报筹备组组长卢秀灿主动找到他：“你愿意到报社工作吗？”“我愿意。”林维横不假思索，回答很干脆。

　　当时，林维横正在地委办公室当秘书，工作顺风顺水，为何甘愿到报社抓格子吃苦呢？林维横回忆，一是眼前这位温文尔雅的“老总”，有学问，好相处；二是他早与新闻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　　林维横，1949年出生，1966届温岭中学初中毕业，后应征入伍。1973年退伍后，他在温岭当地公社当文书。工作之余，就是采写新闻，曾两次参加县里举办的骨干通讯员培训班。

　　他身在农村，深深感到那时农民兄弟太穷太苦了。于是，他采访了“发展家庭副业，增加社员收入”的稿子。当时，“四人帮”虽然被打倒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刚闭幕不久，但反动谬论还有影响，人们心有余悸，谈富色变。有人说，采访让农民富起来的稿子，有风险。但林维横相信，宣传党的富民政策没有错。

　　果然，浙江日报在1979年1月15日第一版“让农民富起来”的通栏大标题下，并加编者按语，其中采用了林维横这篇稿子。对他而言，这是一种的鼓励。他也认识到，写新闻要有敏感性、前瞻性、提前量。从此，只要一有空闲，他就跑到田间地头采访，所写的近百篇新闻作品，时常被人民日报、新华社、浙江日报、省电台等媒体采用。即便调到地办当秘书，他也从未停止过写新闻。

　　正因为林维横对新闻这份执着与情怀，组织才将他从公社调到地办，又从地办调到报社，参与《台州报》的筹备工作。

　　“当时，报社筹备组设在一套宿舍里，里头空空如也。”林维横回忆，“于是我到行署办行政科打了借条，从仓库里搬了几张旧桌椅来。”卢秀灿暂时让他在办公室工作，主要精力协助总编辑引进人才。

　　卢秀灿是老报人，他告诉林维横，办好报纸，关键在人才。办报是苦差事，按部就班，八小时工作制是写不出好稿子、办不成报纸的，要向愿意来报社工作，又符合办报素质水平的人讲明：要有吃苦受累的心理准备，待遇与机关干部一样，不多发也不少发。

　　卢秀灿这一招高明，以后陆续进入报社的“志愿兵”，不分白天、黑夜，工作日还是休息日，由于心理有了准备，从早上鸡叫到深夜狗叫，大家都无怨无悔，辛勤笔耕，服务于这张报纸。1984年9月1日，《台州报》正式复刊；1986年1月1日，改刊为《台州日报》。

　　在报社，林维横先后担任总编办副主任、主任，负责第一版《群言堂》专栏的编辑工作。到1990年10月，他担任报社党委委员、纪检组长、编委委员，除了分管夜编部、政教部工作，审阅签发第三版稿件外，仍然兼任着《群言堂》编辑。

　　新闻小言论，兼具政论和杂文的特点，以三四百字的篇幅，对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，表明态度和见解，虽然短小精悍，但往往能起到点石成金的效果。自复刊以来，《台州日报》就十分重视小言论，经过多年的经营，俨然形成了一个品牌，很受读者的欢迎。

　　林维横为《群言堂》专栏倾注了大量的心血。他秉承“既要用红笔，也要用蓝笔”的原则：“用红笔”，就是尽心尽责修改别人的稿件，做好编辑工作；“用蓝笔”，就是亲力亲为，自己动手写文章。几十年的新闻工作生涯，坚持既编又写，且是“两手抓，两手都要硬”。

　　如他撰写的《来而不往亦有理》小言论，文中写到有些领导干部在“来而不往非礼也”的心理状态和处事方法下，你请我，我请你，互相攀比，层层加码，欲罢不能，不少公款就这样在礼尚往来中被干掉了，通篇写有“十分重要”“非常必要”之类的大道理，也没有“坚决刹住”“严肃查处”这类板起面孔训人、措词激烈的语言，却较好地论证了“来而不往亦有理”的这个论点，此稿被《人民日报》一版“今日谈”转载，被评为浙江省新闻奖一等奖。

　　在写作实践中，林维横以为要使小言论有新意，打得吃，要围绕“新”字做文章，即问题提得新，角度选得巧，观念更新快，道理阐述深，语言编得精。

　　在编发小言论的过程中，对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，新情况，林维横做到了敢写、敢编、敢发。他撰写的《争权力与争出力》的小言论，就以交通监理部门与农机监理部门为了争一笔收入，争着要拖拉机的发证权，搞得农机专业户苦不堪言、无所适从为由头，该文后被《瞭望》杂志等采用。省政府对此非常重视，召开会议研究，并发出红头号文件做了规范。一则小言论，有时也能推动社会进步。又如，邓小平南方谈话后，林维横编发了一位通讯员撰写的《枪打缩头鸟》的小言论，鼓励敢闯敢拼的干部、职工，投身到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去。

　　为了使小言论专栏稿源丰富，林维横还发动报社采编人员积极参与，并发掘一批优秀通讯员，形成了采编、通讯员两个写作梯队，连外地的作者都有来稿。好稿因此纷至沓来，如张式庭撰写的《莫当走读官》小言论获省新闻奖一等奖，时任总编辑池福林撰写的《开发区的重点是“发”》的小言论被人民日报一版《今日谈》中转载，也获省新闻奖。

　　《新闻出版报》曾称赞《群言堂》专栏“小言论做出大文章”“二月鲜花，别具魅力。”在《台州日报》复刊十周年之际，浙江省记协发来贺信称：“她坚持党报的言论写作，并以短小精悍，寓意隽永的小言论见长，在增强报纸版面思辨色彩的同时，也为省内外同行称赞、赞赏。”

　　1993年，林维横的100多篇小言论汇编成《新闻小言论集》，由中国出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，《解放日报》原总编辑王维欣然为该书作序。

　　回顾在报社的工作经历，林维横说自己学历低，先天不足，只好用后天的勤奋刻苦来弥补，他的业余时间，都在读书、写作、编稿中度过。有压力，就有动力，再有实力，林维横曾被评为台州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，台州市首届劳动模范。

　　新闻工作是一条苦路，但苦中有乐，乐此不疲。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邵华泽曾送给林维横一幅亲笔墨宝：“求索”两字。“正是这无悔的选择和执着的追求，使我一步一步迈向不熟悉的未知领域，”林维横说。

　　《台州日报》原名《台州大众》，1953年元旦创刊，至今已有70年了。那时我在台州印刷厂当工人，曾经为印刷《台州大众》拣过字、排过版，有幸见证台州解放后第一张第一期报纸的出版情景。

　　解放初期，百废俱兴，办报条件比较困难，报社设在临海城关只有7间破旧平房的紫阳宫。编辑部有22位同志，他们虽然没有办报经验，但都是从地区机关挑选出来的优秀青年干部，有文化，又勤奋，不怕苦，边干边学，很快掌握了新闻出版工作规律。

　　当时台州交通不便，没有铁路，没有高速公路，没有乡村公路，记者出外采访，大都是步行，顶风冒雨，不分昼夜，哪里有新闻就往哪里跑。编辑同志在办公室专心伏案写作，修改通讯员来稿，还兼做校对、电讯、财务工作，从大清早忙到深夜。他们编写的稿子清清楚楚，文字端端正正，修改后的稿件、用收音机耳听手记新华社的电讯稿，都重新抄一遍，怕排字工人看不清，避免报纸出差错。

　　当时报纸印刷设备也很简陋，用的是古老活字版。一张四开小报，4个版面，2万字上下，全靠我们5位排字工人一个个铅字排起来，要费半天时间。报纸首次印刷1万份，全凭一台脚踏四开机印刷，要印一个晚上。

　　创刊号排版那天下午，印刷厂里非常热闹，地委宣传部部长兼报社社长王健英、总编辑唐洪恩、编辑陈幼樵等同志都来到排字车间。王社长看到排版台上的《台州大众》报头锌版时，对我们说：“‘台州大众’这四个报头字，是地委请华东地区宣传部部长、全国著名书法家舒同写的，为了长期使用印刷，我们在上海印刷材料公司那里制作了锌版，很珍贵，希望大家小心保管。”王健英平易近人，和蔼可亲，询问我们，有什么困难，有什么问题？在场同志都说困难可以克服，没有问题。

　　但我说有个问题要问。王社长一听马上说：“什么问题？尽管说。”我说：“请问王健英同志（解放初尽管职位多高都称同志），我们的报纸为什么叫《台州大众》呢？”他笑道：“小周同志问得好！大众就是人民大众呗，我们的《台州大众》是台州地委机关报，党的喉舌，为台州大众服务。”我明白了，好像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堂课。“为台州大众服务”这句话，一直铭记在我心里。2003年元旦，老编辑陈幼樵从杭州来台州参加《台州日报》创刊50周年纪念活动时曾问我：“还记得为什么叫《台州大众》吗？”我脱口而出：“记忆犹新！”

　　我还清楚记得：70年前印刷创刊号那天中午，我们刚下班回家吃饭，一听到门卫在喊：“编辑部的稿子送来了！”大家好像战场上的战士听到冲锋号一样，立即回头跑进车间要去拣字。厂领导拦住我们，劝大家回家去吃饭，但我们坚决不走，我的师傅说：“志愿军黄继光、邱少云为抗美援朝献出了生命，我们为《台州大众》少吃一餐又何妨。”领导只得将饭送到车间。

　　由于准备工作做得充分，又开展劳动竞赛，原来每小时拣1200字，好多同志那天每小时拣了1500字，一个版的拣字时间缩短了半小时。我们提早拣好字拼好版，编辑同志紧跟校对，总编辑当场审核清样，一环紧扣一环。印刷车间师傅看见总编辑清了样，立即将版子端去，推上机器，上好油墨，滚筒一转，先正面再反面，第一张《台州大众》就印了出来。唐洪恩总编辑、陈幼樵编辑、印刷厂方厂长一直站在印刷机旁等候。方厂长原是解放军女战士，视办报为打仗，调兵遣将，严密部署，只许胜，不言败。她从印刷机上拿起首张《台州大众》，先扫视了一遍，发现墨色不够均匀，文字不够清晰，马上与师傅研究调整，待调整好后交给总编辑。总编辑也很谨慎，发稿前已看了稿子，清样时又看了一遍，报纸印了出来后把所有大小标题再看一遍，然后派陈幼樵编辑送给地委领导审阅。

　　地委书记杨心培对创办《台州大众》报非常重视，他在元旦前夕地委专门为《台州大众》创刊召开的机关干部、工农代表和通讯员一千多人大会上，要求台州各级党组织积极支持办好党报。他还说：“办好《台州大众》报，是适应将要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，提高干部水平，带领广大党员更好地为人民服务。”

　　70年前的元旦早晨，邮局投递员把《台州大众》送到千家万户，读者如获至宝；台州街头的阅报栏前挤满了人，台州人争看《台州大众》报，关心国家大事，关心天下大事。

　　70年来，《台州日报》从小报变大报，单色报变彩色报，走进千家万户，全心全意为台州大众服务，成为全国一流的地市报，《正气歌》等优秀栏目载入《中国新闻年鉴》。

　　三十多年前，我在日记里写下这么一段话——

　　进报社，当记者，我能行吗？少年时向往，没料在边疆修路十年后，转来转去，转入此门中。走出括苍山，看满天星斗，那远赴边陲的画面一帧帧闪过 : 荒凉戈壁，辽阔草原，广袤森林……唯独没有编织过理想实现的场景。今日几乎一刹那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全新的生活图卷次第展开。趁年纪尚轻，多干点吧！

　　1985年，《台州日报》复刊初期。我的“编辑部故事”由此开头。

　　我走进临海一座小山下的小院子，上楼报到。卢秀灿总编问：“你愿意当记者吗？”我说当然愿意。一切恍如梦中。卢总简明扼要介绍报社情况，强调责任两字。立即上岗。办公桌上有封信，写明我收，拆开一看，是稿件从温岭寄来。它竟在我上岗前到达。

　　此刻报社才二十来人。采、写、编、印的特色，如今回头看不妨以“原始状态”形容。不说印刷厂将铅字一个一个排成文章，不说各地寄发的稿件路上要走好几天，也不说那台机器接收电讯稿吐出长纸条要剪断拼接……单说办公桌上的物件吧，稿签是一张小白纸，编发时用曲别针固定在原稿上。没人想到日后会有电脑编辑和激光照排。收发室日日送信来，有的字迹潦草，有的经过修改嫌乱，我就一一誊清，“业精于勤，用心琢磨”是座右铭。为此，卢总在会上三番五次表扬。年终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，直到退休，先进荣誉没有空缺过。

　　我和好几位同事参加电大学习，为期三年不脱产。组织寄予厚望。

　　多年过来，我只是付出一点认真，业绩不如许多同行，报社就给了十分鼓励，令人感恩在心。

　　我们采编合一，既是编辑又是记者。有一天经济组副组长对我说：“写点有分量的文章，外面有眼睛看着呢！”原来，他听见社会上有同行在议论：“这名不见经传的人，怎么突然冒出来当记者？”他又说，写出有分量、可读性强的文章，才能加深读者记忆，然后大家一看到名字就会习惯性地关注。凑巧，编发稿件时，组长也说，你别老坐办公室，要挤时间出去跑，抓活鱼。我想是啊，记者是活跃分子，怎能傻乎乎地守摊。所谓活鱼，就是鲜活新闻。

　　去哪儿找线索？已经采访过银行、工商局等，得到的大多是资料性东西，活鱼可遇而不可求。我先选择去黄岩富山乡，零距离观察了解，写出通讯《鱼戏山田》，报道农户稻田养鱼发展副业。接着去路桥小商品市场，住个体旅店，和客商一起睡八毛钱的大通铺，体验了解诸多细微。店主一语戳穿动机：“你这是微服私访。”我干脆直接向他采访，回来写出《商贾的行宫》，展示本地商品经济发展情况。两篇通讯均被评为年度好稿。《商贾的行宫》获浙江省好新闻二等奖，是复刊初期本报记者首个省新闻奖。

　　广大通讯员是编外记者，当年还是报道主力军，获得好新闻的荣誉最初超越记者。报社除了每年召开通讯报道表彰会，又举办培训班引导大家提高新闻写作能力。一年年，一批批，承蒙信任，我一直参与交流。

　　我把自己的实践体会讲给大家听。采访时，有的通讯员闻讯赶来参与，日常通过信件交流经验。齐正本和孙小英夫妇特爱新闻写作，编发他们从天台寄来的稿件，没多久就建立热线联系。他们希望见见面，要到车站迎接，让我手揣一份报纸，以便迅速确认。去平桥擦边天台城关，去城关又时间紧、任务急。不过问题不大，当年他们被评为优秀通讯员，夫妻双双到报社参加表彰会，还代表通讯员上台发言。没等见面，会场那边就传来消息：“天台的齐正本和孙小英在表扬你呢！”我十分珍惜这份情感。

　　电脑进入生活，从邮局寄来的稿件越来越少，但有人坚守“原始状态”。我着重鼓励两位高龄通讯员学电脑， 其中一位积极响应大获成功，还以电脑写成书寄来。书中一再提起我们互动的事，字里行间充满愉悦之情。

　　岁月演变，时空切换。本世纪20年代，《台州日报》记者阵容强大，新闻报道主题策划越来越多，视点、周末等版面基本采用记者稿件；文史、文学、读书类版面通讯员稿子稍多。通讯报道表彰会依旧进行，尽管用武之地缩小，通讯员仍然是报社事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和重要依靠力量。

　　（除标注外，图片均由采访对象提供）

编辑：黄莎莎

审核：王媛媛

监制：包建永

总监制：胡文雄